​诸葛亮通过任用李严而缓解矛盾但未彻底消除，其死后李严很快去世

诸葛亮通过任用李严而缓解矛盾但未彻底消除，其死后李严很快去世

《李严传》记载：严，南阳人，少为郡吏，以才干见称，历事刘表、刘璋、刘备。刘备驾崩前，李严以犍为太守征拜尚书令，受遗诏副诸葛亮辅政，以中都护统内外军事，留镇永安。建兴五年（227年）诸葛亮出军汉中，李严当知后事，严遂移镇江州（巴郡治所，今重庆市），留护军陈到为都督，驻守永安，统属于严。

在当时形势下，李严以都护屯江州，实际上是总揽蜀汉东部军政，与成都分陕而治。《吕凯传》益州郡大姓雍闿叛乱，李严以都护名义“与闿书六纸，解喻利害”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则谓“从事蜀郡常颀行部南人，以都护李严书晓谕闿”云云。常颀当为益州从事，益州从事行部入南中，不宣丞相、益州牧诸葛亮的教令，而以都护李严书晓谕，可见李严职任之重。

何焯在前举《义门读书记》中论李严“所以并当大任”之因，有些是比较准确的。他说：“既蜀土故臣，宜加奖慰；……荆土归操，严独西归，似有志操；理民治戎，干略亦优，是故取之。”李严初入蜀，为成都令。成都是益州首邑，大姓纵横，李严得居此任，看来是得到刘璋器重。他以刘璋护军而降刘备，于璋败备胜起了重大作用。他受任为犍为太守，压平郪县土豪高、马家，又助平越西夷王高定，于刘备有军功。这些经历使李严于旧人、新人中都具有受信任、被尊重的地位。

他在郡有兴业将军（后加辅汉将军）军号，握有相当的军事实力。《先主传》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刘备得汉中地，“遣刘封、孟达、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”。按李严改名李平晚在建兴八年（230年），所以历来注家不信此李平即李严，但不能排除陈寿此处用李平之名记李严事的可能性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秋，李严以兴业将军列名上刘备为汉中王表中。值得注意的是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所载同年“黄龙见武阳赤水，九日乃去”一事，这是刘备称帝的重要舆论准备。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太傅许靖等上言，历数其时上书称符瑞图谶者已八百余人，特别称述黄龙见赤水事，因为据他说，“龙者君之象也”。武阳为犍为郡治，犍为太守李严为此立庙作碑。

《隶续》卷一六著录此碑，称《黄龙甘露碑》，凡二，其一碑侧有太守李严之名，题名中有司徒臣某。另一碑有建安二十六年字，盖刘备沿用汉献帝年号，以示继汉。蜀有司徒始自章武元年（221年），即碑上所作的建安二十六年，是年以许靖为司徒，则前一碑有司徒名号者亦立在此年。这件事显示了李严对刘备特别效忠。刘备日后看重李严，与此当有关系。

李严后来以尚书令受遗诏辅政，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。李严何以得骤居此职，陈寿未作交待，它书亦无说明。据知前此孙吴曾以周瑜为中护军，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。李严中都护之任略当孙吴之周瑜，而顾名思义，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的职任更重于中护军，近于魏晋常见之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例为武力权臣所居。李严素有实力，他奉诏来永安，或有率所领兵以守峡道任务，成为夷陵倾败以后蜀汉安危所赖的重镇，因而有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的任寄。

后来诸葛亮北伐时调李严离永安、江州，欲得其兵以镇汉中，李严“穷难纵横，无有来意”，就是由于有此背景。李严辅政以后，处境有些特殊，与诸葛亮的关系也颇为微妙。

李严不得入成都，只是居永安为外镇，实际上无法起到刘备原来许诺于他的辅政作用，中都护统内外军事也成为具文。他退而求其次，力图在江州扩大实力，巩固分陕之势。《李严传》则直谓李严“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”。《华阳国志·后主志》还说李严欲效法魏国陈群、司马懿所为，要求开府，以与其时开府、领益州牧的诸葛亮等列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李兴是想使巴、蜀“分陕”的局面合法化，长期化，与诸葛亮分庭抗礼，这当然是诸葛亮所不能容许的。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在酝酿中，不知哪一天将要爆发。

李严拥有实力和地位，自视甚高，一贯表现与诸葛亮相颉颃的态度。据《李严传》，严致书于由蜀降魏的孟达曰：“吾与孔明俱受寄托，忧深责重，思得良伴。”诸葛亮亦有书与孟达曰：“部分如流，趋舍罔滞，正方性也”，史谓“其见贵重如此”。按诸葛亮致书孟达，是以执政地位，在北伐出师之前引孟达为外援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但李严以都护屯驻江州而与孟达为境外之交，炫耀自己与诸葛亮相伯仲的地位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李严还劝说诸葛亮受九锡，晋爵为王，动机何在，值得琢磨。诸葛亮复书谓“若灭魏斩叡，帝还故居，与诸子并升，虽十命可受，况于九耶！”亮以“并升”为词以尊李严，可以想见他委曲求全于李严的用心。

诸葛亮通过委重李严以表示对旧人的尊崇，暂时缓和了旧人新人的矛盾，但并不能消除这种矛盾。

诸葛亮废黜李严原因

建兴八年（230年），关中魏军有三路进攻汉中的态势。诸葛亮借此理由，命李严将二万人赴汉中，并以严子李丰为江州都督，典严后事。李严抗命不欲北行，筑江州大城，求置巴州为刺史，并求开府。诸葛亮表废李严时追叙这一段事情说：“臣当北出，欲得平兵以镇汉中。平穷难纵横,无有来意。”亮以李丰为江州都督典严后事，“隆崇其遇，以取一时之务”，完全是作为促使李严北上，也就是调虎离山的条件而安排的。李严既然不得不离开长期盘据的江州，那么，诸葛亮进一步解决李严问题，就只是早晚的事情了。

建兴九年（231年），李严为祁山蜀军催督运事。诸葛亮废李严，假借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口实。据《李严传》，李严之表现为：一，喻后主指，运粮不继，呼亮军还；二，又诘亮粮足何以还军；三，并表上后主谓亮军退盖以诱敌。亮以严反复如此，为出严前后手笔为证，表徙严于梓潼为民。

《李严传》注引诸葛亮公文上尚书，谓严“横造无端”；《季汉辅臣赞》据亮所言，亦谓严“造此异端”。但是这里所说的李严举动毕竟过于乖谬，不符常情，丝毫不像一个素来“以才干称”“有能名”、被誉为“部分如流，趋舍罔滞”，在蜀汉地居分陕的人所当为，颇疑其间另有文章。废徙李严，是解决新人旧人之争的关键，是当时的一件政治大事。

李严被废徙，也有他个人的原因。《季汉辅臣赞》注谓：“都护李严性自矜高”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江表传》：“诸葛亮表都扩李严，严少为郡职吏，用性深剋，苟利其身。乡里为严谚曰：‘难可狎，李鳞甲。’”这个材料，是陈震向诸葛亮提供的。陈震是刘备旧属，随刘备由荆入益，与李严的人事背景不同。

《陈震传》载诸葛亮与蒋琬、董允书，谓“孝起前临至吴，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，乡党以为不可近。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，不险复有苏、张之事出于不意”。由此可见，李严人多巧诈，桀骜不驯，难于共事，而且还有“苏、张之事出于不意”，更是激化矛盾的导火线。

李严所为“苏、张之事”，具体情节没有记载。《通鉴》太和五年（231年）胡注曰：“谓苏秦张仪捭阇其说以反复诸侯之间，今李平复为之。”这一解释，可以与《诸葛亮传》所说“二三子多逞苏、张诡靡之说”的用语相印证，承应当可信。李严所行“苏、张之事”，当指其纵横捭阖于旧人新人之间，肆其诡靡之说，挑起新旧不和，所以诸葛亮要假借理由加以消除。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由于涉及新人旧人问题，关系重大，不便独自处理，所以诸葛亮表废李严，联署者包括旧人新人在内，竟有二十余人之多。

解决了李严问题，同时也就解决了江州地区的问题：李严驻永安时，江州入旧人之手。费观为巴郡太守、江州都督，而费观是刘璋的女婿，李严的参军。费观以后是李严，李严以后是李丰。

诸葛亮死之时李严哀痛而死的原因

这个问题《三国志》里已经明确记载过了：“十二年，平闻亮卒，发病死。平常冀亮当自补复，策后人不能，故以激愤也。”

诸葛亮死的这一年，李严已经被流放到梓潼达三年之久，从蜀汉的主政大臣宝座上跌落下来，成为一介平民，李严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。在梓潼的三年里，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到朝堂之上，而回到朝堂之上的唯一希望，就是诸葛亮对他的重新启用。因此，李严对于诸葛亮病逝所表现出的悲痛，不是出于对诸葛亮的尊重与不舍，而是出于自己不能再次获得朝廷启用的绝望。

李严是诸葛亮当年亲自下令贬黜的，诸葛亮死后，蜀汉朝堂其实一直掌控在诸葛亮所提拔的大臣手中的，而这些人也都是诸葛亮最忠诚的追随者，一生都在努力完成诸葛亮未竟的北伐事业，所以，诸葛亮虽死，但影响力依旧存在。

如此情况下，若诸葛亮不启用李严，那么蒋琬、费祎、董允等人更不可能违背诸葛亮的意愿而私自启用他了，尤其是李严与诸葛亮的矛盾，就在于是否继续北伐这件事上，蒋琬等人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与实践者，因此反对北伐的李严又如何能够得到蒋琬等人的“特赦”呢？

还有一层，李严有保护自己的意思。我们都知道，诸葛亮深受蜀汉人民的爱戴，这个爱戴我相信是真心的。蜀汉集团还是比较团结一致的，现在顶梁柱失去了，大家悲痛至于难免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，比如再整李严，毕竟李严是诸葛亮在蜀汉头一号政敌。此时李严大哭一场，当然是逢场作戏，就会让人觉得其实李严和诸葛亮也没有很多的仇恨，其实他们之间还是很和谐的。